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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学习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中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伟大抗疫精神”一节的内容，再次激起我对党的热爱和对我国国家制度的自信之心。
对于我们党而言，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“大考”，更是一场“大战”。去年，经过3个月左右艰苦卓绝的努力，武汉保卫战、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，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，此役同时铸就了“生命至上、举国同心、舍生忘死、尊重科学、命运与共”的伟大抗疫精神。
这次伟大的抗疫斗争及其所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，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读懂中国之治，更加坚定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自信。对比中西方应对疫情的不同态度和方式，不难看出，这次抗疫斗争从“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”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”“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是战胜疫情的坚实基础”“应对公共危机责任机制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支撑”四个维度，充分展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优势。
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，中国将疫情当作头等大事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，创造出火神山、雷神山、方舱医院，数万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支援抗疫的中国奇迹。
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方面，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，我们党始终靠前指挥，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，成立中央指导组、国家专家组、防疫指挥部统筹协调抓防疫、抓生产、抓供应，真正做到防控有力、复工有序。这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，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各种风雨挑战的充分体现。
在经济制度方面，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，能够有效地调配全国资源，做到应隔尽隔、应测尽测、应收尽收、应治尽治。
在应对公共危机责任机制方面，我国是各级领导、各个方面全力配合、协同作战、下沉社区、关爱家庭，共同应对重大疫情危机。
而不少西方国家初始阶段防疫不力，导致确诊病例与病亡率双双飙升。应对疫情过程中的不作为乱作为，遇事难决策、决策难执行，让民众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。种种抗疫不力的根本原因，是部分政客只顾政治私利，没有把民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。
中西方应对疫情的对比，充分反映了“中国之治”与“西方之乱”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根源，是我们坚定中国制度自信的活教材。这将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“中国之治”与“西方之乱”的根本原因，从而让我们切身体会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最有理由自信。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深厚的历史底蕴。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，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，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，诸如大道之行、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，民贵君轻、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，亲仁善邻、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，这些无不在此次疫情中得到充分的彰显和发扬。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科学的理论指引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，是我们的思想灵魂和精神之旗。实践证明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，为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，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。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鲜明的价值取向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是我们党鲜明的价值取向。在这次疫情中，我们党强调生命重于泰山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，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。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，是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，因而深得人民拥护。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开放的精神特质。我们党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其他国家治理经验，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本身就是坚持以我为主、为我所用，在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中不断发展起来的。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丰富的实践成果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们党不断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，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世所罕见的奇迹。中国战疫取得的成就和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也再一次表明，“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，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”。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最有说服力的证明，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基础。
石文斌
（作者系金沙电竞(深圳)责任有限公司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、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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